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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石破天惊的“地下古书”永利皇宫官网

时间:2019-12-26 08:41来源:中国历史
谈这个题目之前,先要说说什么是“古文字”,什么是“出土文献”。 裘锡圭先生简介 :1935年生,浙江宁波人,教授,博士生导师。1952年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1956年考取研究生,师

谈这个题目之前,先要说说什么是“古文字”,什么是“出土文献”。

裘锡圭先生简介:1935年生,浙江宁波人,教授,博士生导师。1952年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1956年考取研究生,师从胡厚宣先生。1960年至2004年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工作。2005年起任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教授,为复旦大学杰出教授,复旦大学汉语言文字学和中国古代文献学学科带头人。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第三、第四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七五”、“八五”、“九五”规划小组成员,第七、第八、第九、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  著有《文字学概要》、《古代文史研究新探》、《古文字论集》、《裘锡圭自选集》、《文史从稿———上古思想、民俗与古文字学史》、《裘锡圭学术文化随笔》、《中国出土古文献十讲》;参与编写《马王堆汉墓帛书(壹)》、《银雀山汉墓竹简(壹)》、《曾侯乙墓(上)》(第五章第六节,附录一、二)、《望山楚简》、《尹湾汉墓简牍》、《江陵望山沙冢楚墓》(附录二:望山1、2号竹简释文与考释);审订《郭店楚墓竹简》。  初次见到裘锡圭先生是在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的办公室里。推门进去时,先生正忙着和他指导的一位博士后讨论问题。眼前的先生戴着厚厚的眼镜,衣着十分朴素,外套看上去有很多年头了,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做学问的人,而且是踏实严谨、孜孜不倦地做学问。过了一会儿,先生手捧一杯清茶,端坐着,开始了我们的访谈。  裘先生主要从事古文字学、文字学和古典文献学(先秦秦汉)等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尤其对甲骨学、金文、战国文字、简牍、帛书等有深入研究,学术成果被文字学界、历史学界、哲学史界、文学史界广泛引用。研究中,他力求做到全面掌握资料,尊重而又不囿于前人的研究成果,注意地下发现的古文字资料和传世文献的相互印证,在汉字学、殷墟甲骨文、战国文字和汉简考释、利用地下文字资料校读先秦秦汉古籍以及中国上古史的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文字学研究方面,先生最早在《文字学概要》中明确区分了记录语言的符号和文字本身所使用的符号这两个不同层次的符号,称后者为“字符”;指出文字的性质应当由文字本身所使用的符号来决定。在陈梦家先生“三书说”(象形、假借、形声)的基础上,他认为汉字可以分成表意字、假借字、形声字三类,并指出还有少量汉字无法纳入“三书说”。《文字学概要》全面而系统地讨论了汉字的性质、形成、发展、演变、结构类型、分化、形音义关系、整理和简化等方面的问题,并大量使用新出土的文字资料,见解深刻又多有创意,对汉语言文字学的研究和教学做出了重要贡献。该书1988年在中国大陆首次出版后,多次再版,并在台湾地区出版了繁体字版,被译成英文、韩文、日文。作为为汉字研究领域的权威著作,该书不仅被同行反复征引,已成为汉语言文字学专业学生人手一本的教科书,在世界汉字文化圈和非汉字文化圈也赢得了广泛好评。哈佛大学的米歇尔·皮特先生曾说:“权威著作《文字学概要》是对中国早期文字历史和性质的价值无可比拟的考察,精湛丰富,而且涉及早期文字很多不同来源的材料。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一著作标志着这个领域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对此,先生说:“我从1963、1964年开始执笔,主要内容来源于当时上课的讲义和笔记,二十年后才出版了这本书。我写这本书主要是觉得有些古文字的考释可以更为精确些。现在这本书已经出版二十多年了,应该要修订、补充,可是没有时间啊!”说到这个,先生很是遗憾。  古文字研究方面,先生力求全面占有材料,注意古文字构形规律,在熟悉各种古文字材料特点、联系文字形体演变规律的基础上,对文字考释精到,论证严密,不少长期困扰古文字学者的“疑字”、“难字”经他考释后,学者们无不称是。在《谈谈学习古文字的方法》一书中,先生说:“对古文字发展的过程都必须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各种古文字之间都是有联系的,如果专攻一种不及其余,所专攻的那种古文字决不可能研究得很深很透。”为了考证一个古文字,他总要搜集大量有关资料以及这个文字前后发展变化的各种旁证,做到“认识古文字发展的全过程”,并且常常不是为了考释而考释,而是为了研究古代史去古文字里找资料,从而使古文字材料发挥最大价值。  先生做学问的态度十分严谨,总结起来就是四个字———实事求是。本着这样的治学精神,他研读了大量书籍,不论是各种传世古书,还是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古代史、民族学、考古学等方面的专业论著,只要与自己的研究相关,都尽可能地阅读。由此,先生在教学科研之余还撰写了大量涉及思想史、民俗学、古器物等方面的文章,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新出土的先秦文献与古史传说》、《战国时代社会性质试探》、《关于商代的宗族组织与贵族和平民两个阶级的初步研究》、《稷下道家精气说的研究》、《马王堆(老子)甲乙本前后佚书与“道法家”———简论心术上白心为慎到田骈学派作品》等。  当问及当初为何选择古文字时,先生的语气变得十分坚定:“兴趣,其实做学问就是兴趣加机缘。”在大学里,先生的专业是古代史,后来研究上古史,接触到古文字,并对其产生浓厚兴趣。兴趣使然,先生在古文字研究道路上坚定地走了下去,古文字研究为他的古史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而古史研究又使他对所考释的古文字的社会背景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  谈到如今学校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对青年学者的培养时,先生不禁感叹:“做学问的环境很重要,学生之间要有互相竞争、互相激发的学习氛围,更要有一位好老师的引导。当然,学生本身要有良好的记忆力和理解力,人品、毅力也非常重要。要老师肯教、学生肯学,老师要毫无保留地教授学生,学生要踏踏实实、勤勤恳恳地学。”据了解,中心现有专职研究人员10名,硕士生、博士生25名,研究梯队老中青结合、中间年龄段突出。在先生的带领下,中心先后承担了国家级、省部级项目10余项,其中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战国文字及其文化意义研究”以及与湖南省博物馆、中华书局合作的项目“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更是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几十年来积劳成疾,先生饱受青光眼的困扰,视力严重衰退,看书读报要用放大镜,不能用电脑,只能听电视,同事、学生给先生看文章一般都要用加粗的黑体二号字打印出来。现在,先生每天上下午各工作3小时,晚上为了保护眼睛,除特殊情况,一般不工作,吃晚饭后听会儿新闻就休息了。先生说自己的眼疾就是多年来长时间看书、不注意休息导致的,因此特别提醒年轻人要注意劳逸结合:“不要以为自己现在身体好,将来都会跟你算账的。”  采访临近尾声时,先生说:“在身体条件许可下,最好可以工作到死。”现在先生手头的工作还有很多,可以工作的时间又总是不够。看来,先生还要忙忙碌碌很长一段时间。

www.402.com 1新蔡县葛陵楚墓出土的竹简 东方IC供图 核心提示 1906年,著名探险家、英国人斯坦因在新疆尼雅遗址,也就是被今人认为很可能的精绝古国所在地发现了少量汉简。次年,他又在敦煌一带的汉代边塞遗址里发现了700多枚汉简。这被中国学者们认为是近代中国简牍发现的开端。这批最早的实物连同敦煌、酒泉等地后续半个多世纪的持续发现,总计数万枚汉简被统称为“敦煌汉简”。www.402.com 2敦煌汉简 不过,在“地下挖出的古书”这个范畴内,敦煌汉简并非最耀眼的,近世马王堆汉墓简帛、银雀山汉墓竹简、清华简,甚至海昏侯汉墓竹简的风头都已超过了敦煌汉简。而且,“地下挖出古书”的故事也并不只发生在近代,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李学勤曾发表著述认为,古籍的发掘、整理历史上早已有之。最有名气的两次古书惊世发现,一次是西汉的“孔壁竹书”,另一次就是西晋时在河南发现的“汲冢竹书”。 汲冢竹书 www.402.com,1700年前的“藏经洞式”惊天发现 在今天卫辉市西南不远有一处汲冢遗址,就是“汲冢竹书”的发现位置。1700多年前的西晋初年,这里还叫做汲县,一个叫不准的盗墓贼经过预谋,偷偷挖开了一座魏国诸侯墓,意外的是,墓里没有很多金银财宝,呈现在眼前的却是成片成捆的竹简,上面写着“蝌蚪文”。竹书对盗墓贼自然无用,为了照明,还拿了一些点燃,但此事被时人发现后却震惊全国,官府介入后,从墓里整整拉出来十车竹简。 墓主人是谁?当时的研究者已经搞不清,究竟是魏襄王还是魏安釐王?不过这不重要,如此巨量的“古书”,让身在洛阳的晋武帝也非常关心。他任命当时手下最好的学者中书监荀勖(xù)、中书令和峤等人负责对这批资料进行整理。 曾对河南简牍发现历史做过系统研究的文化学者王宁告诉记者,根据《晋书·束皙传》的记载,虽然照明烧掉了部分竹简,余下的竹简仍有75篇、10余万字。其中发现的《纪年》,也就是今天所说的《竹书纪年》有十三篇,记录了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上下89位帝王、1847年的历史,一直讲到战国魏安釐王二十年。更为难得的是,这些资料的形成年代很早,《竹书纪年》之所以知名度比肩《史记》,就是因为它是中国古代唯一留存的逃过秦始皇焚书事件的编年通史,其内容也与《史记》颇多印证。www.402.com 3永利皇宫官网, “其实,汉代的学者已经开始了较大规模的寻找古书的努力。为什么?因为经历了秦始皇焚书,大量典籍遭到毁灭性破坏,致使汉代寻不到五经原篇。儒者说五经,多失其实。”王宁说。汉宣帝时,河内郡也就是现在焦作一带女子拆除旧屋时发现《尚书》一篇,才将《尚书》定为21篇。而汲冢竹书里,除了《纪年》,还有《易经》《公孙段》《国语》《名》《缴书》《大历》《穆天子传》等,内容非常丰富,均为重要文化典籍。由此,史学界曾把汲冢竹书与西汉武帝时从孔子旧宅发现《尚书》等古文、殷墟发现甲骨文、敦煌发现藏经洞誉为中国文化史上的四大发现。 汲冢竹书重见天日之后,在漫长的历史中也经历了颇多曲折。由于竹简散乱,荀勖、和峤二人初步考订“蝌蚪文”为战国文字,研究成果被称作“荀和本”,又为初释本《竹书纪年》。由于种种原因,他们似乎并没有把全部竹书都整理完毕,而且初释本存在很多争议。晋惠帝时,命秘书丞卫恒继续研究,但永嘉之乱中卫恒被杀,后束皙接续工作,做出了《竹书纪年》的“卫束本”。永嘉之乱中,竹书原简散失,“荀和本”“卫束本”得以流传,不过,数百年后,它们没能安全度过唐代的“安史之乱”以及五代乱世,也逐渐散失。今天我们看到的《竹书纪年》,实际上是明清以来学者根据古书引用的竹书材料所形成的版本。国学大师、考古学家王国维曾作《古本竹书纪年辑校》,成为当今竹书研究的重要资料。不过,当今学者仍然认为,《竹书纪年》是中国悠久的考古传统中最伟大的文献发现。 猜字游戏 古人怎么看待他们的“古书”? 汲冢竹书曾被叫做“蝌蚪文”或者“蝌蚪篆”,用蝌蚪来形容先秦古文非常形象,这并不是今人的发明,汉唐之间的古人就这么叫。由此也涉及一个有意思的话题,中国古人怎么看待比他们所处时代更早的文字?在他们眼里,它们也是看不懂的天书吗? 河南省社科院古文字学者齐航福告诉记者,很多古时候就已发现的古籍,尽管因为版本流传等因素存在真伪争议,但它们的发现、整理过程多被历代学者记录下来,特别是数百、上千年前中国学者在面对陌生的古籍时所遇到的问题,与今天十分相似,而他们摸索提出的解决办法,给了今人颇多参考。 比如,在王国维眼中与《竹书纪年》的发现意义同样重大的“孔壁竹书”,是汉武帝时藩王鲁恭王刘余拆毁山东曲阜孔子旧宅来扩建其宫室,在孔氏墙壁中发现了古文《尚书》及其他经典。因为这些经书都是用战国时六国文字写成,与汉代通行的隶书不同,时人同样是看不大懂的。这批经典同样交到了当时最有学问的儒学家孔安国手中,孔安国便把这种古文《尚书》中的六国文字转写成汉代的隶书,后人把这种用隶书的笔法来书写古文字的字形称之为“隶古定”。迄今,隶古定这一方法仍为学者们所采用。 那么,类似于汉代海昏侯墓所发现的竹简,在科技发达的今天其释读是否如古代一样艰难呢?齐航福认为,汉代隶书跟今天的汉字差别不大,这种释读跟今人对甲骨文的释读并不相同,相对而言,隶书更加容易辨认,但“字好认”并不代表整理、释读就很容易。 首先是竹简的数量比较多,在散乱的情况下,如果这些竹简并非同一部古籍,包含的书目、篇章会比较多,重新排列有一定难度;其次,中国古代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至汉代,思想、学说是复杂的,一篇陌生的文章或者一部古书并不一定就像看起来的那样一定属于儒家、法家或者道家,可能各家思想中都隐含同一理念,所以一篇文章到底属于“哪门哪派”要综合考量,还要注意文献的不同版本和大量的异体字。 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学者门艺受访时也表示,从甲骨文开始,汉字是一脉相承没有中断的,汉字所记载的历史和文明也从来没有中断过。汉晋时期的学者,对于新出土的用战国文字写成的古籍还可以认识,因为去古未远,字形的变化还没有那么大,再加上读音、意义也不像后来发生了很多巨大的改变,因此他们大都可以认识。到了宋代,学者们对于当时出土的青铜器上面的钟鼎文字,参考《说文解字》《三体石经》等“工具书”,也认出了不少,并且他们也把自己的成果传给后人,形成了新的“工具书”《汗简》《古文四声韵》等。由此,近现代的学者,虽然距古甚远,因有前人的成果,就像考古学家罗振玉先生所说的,“由许书以溯金文,由金文以窥书契”,连同几千年前的甲骨文中的常用字也能比较容易地认识了。 门艺还认为,西周以后的文字材料有比考释商代文字更为优势的条件,传世古籍逐渐增多,越晚出的文字材料,可以用来比照的文献就越多。不过对学者来说,任何单个古文字的考释都不是简单地对照和比较可以得来的,其考释不仅是把字形与后世字书的字形进行比较,还要分析其偏旁,以使其在整个文字体系中毫无扞格之处,有时也要解决读音方面的问题。所以对于疑难文字的处理,无论哪个时代的文字,学者们所付出的努力是一样的。 竹简释读 比想象中要慢的复杂程序 6月初,海昏侯墓发掘领队、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杨军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正在海昏侯墓考古发掘工地,这座我国发现的面积最大、保存最好、内涵最丰富的汉代高等级墓葬的考古工作仍在进行。外界的期望值相当高,以为失传1800年的《齐论语》的内容很快就可以见到,但杨军告诉记者,实际上,想要看到《齐论语》的具体内容还得等待一段时间。www.402.com 4通过红外扫描,对海昏侯墓出土的竹简进行保护 东方IC供图 海昏侯墓出土的巨量竹简,相关工作被规划为三个阶段:一是发掘,二是保护,第三才是释读。第一个阶段是把竹简从复杂的墓葬环境里科学、安全地提取出来。第二个阶段是在实验室完成的对文物的保护过程,要先把竹简剥离开,进行红外扫描,这种扫描并非释读,而是为文物保护提供基础信息。之后是洗简、加固,再进行第二次红外扫描,为竹简脱色,并完整地按照应有的顺序重新编排好,最后才是出高清照片,提供给文字文献研究人员,作释读用。www.402.com 5考古人员将竹简剥离,泡入药水保护 东方IC供图 “目前,我们尚处于第二阶段的第一次红外扫描环节,还没有开始洗简。海昏侯墓的文物保护是最重要、最繁重的,没有保护,就没办法谈释读。”杨军表示,这一进度也是符合计划预期的,目前看,最快开始释读约在年底或者明年初。 那么,为什么已经确定竹简中有《齐论语》呢?杨军透露,考古人员在保护过程中发现了“篇名简”,其一面写有“智道”,另一面写有“孔子智道之昜也,昜昜云者,三日。子曰:此道之美也,莫之御也”。“智道”即为“知道”,是这一卷竹书的篇题。汉代“知”“智”是异体字,由此可知,这枚竹简上所书写的“智道”,就是《汉书·艺文志》所载《齐论语》第二十二篇的篇题——“知道”。 “《齐论语》约在魏晋时期就失传了,它比《论语》的另外两个版本《鲁论》《古论》以及今天我们看的版本,多出来的就是‘知道篇’‘问王篇’。当然,最终的确认还是要通过最后的释读。”杨军说。 不少人关心,这些看起来相当脆弱的竹简,能否完全复原出内容,杨军表示,这要看竹简的保存状态,海昏侯墓的竹简保存并不十分理想,出土时糟朽得比较厉害,给文物工作提出了很多挑战。目前,保护工作也在由全国最好的文保团队之一湖北荆州文保中心操作,国内一流的文保、简牍专家都已介入,结果拭目以待。此外,1973年发掘的河北定州八角廊汉墓也出土了一大批竹简,其中包括与传世版不尽相同的《论语》,“李学勤先生曾推测它可能是《齐论语》。现在看,这种可能性更大了,将来释读,海昏侯版与其可以相互印证”。 盘点震惊一时的古书大发现 居延汉简数量:一万余枚 价值:档案界“四大发现”之一 1930年,西北科学考察团中的瑞典学者F.贝格曼在额济纳河流域,对汉代烽燧遗址进行调查挖掘,出土简牍一万余枚。这批汉简现藏台湾,其内容绝大部分为汉代边塞上的屯戌档案,一小部分是书籍、功谱和私人信件等。居延汉简对研究汉朝的文书档案制度、政治制度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史誉其为20世纪中国档案界的“四大发现”之一。 银雀山汉简数量:4974枚 价值:证明《孙子兵法》和孙武的真实存在www.402.com 6银雀山汉墓竹简 资料图片 1972年出土于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为手写早期隶书,写于公元前140~前118年,共计有完整简、残简4942简,还有数千残片,内容无一儒家经典,而道家和兵法类文献则占有相当大比重,包括《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先秦古籍及古佚书。《孙膑兵法》早已失传,这次与《孙子兵法》同时发现,解决了历史上长期以来悬而未决的公案,证实了《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关于孙武仕吴、孙膑仕齐,并各有兵法传世的记载是正确的。 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数量:20余万字 价值:校勘传世古籍的依据 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出土了20余万字的帛书和竹简,内容涉及战国至西汉初期政治、军事、思想、文化及科学等各方面,堪称“百科全书”。这些帛书和竹简可作为校勘传世古籍的依据,比如所出一部类似《战国策》的帛书,约六成不见于《战国策》,现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 双古堆汉简数量:6000余枚 价值:现存最早的《诗经》 1977年,在安徽阜阳双古堆一号汉墓(西汉开国功臣夏侯婴之子夏侯灶墓)中,出土6000余枚竹简,内有《仓颉篇》《诗经》《周易》及《年表》《大事记》《作务员程》等古籍十余种。《诗经》是现存最早的古本,《仓颉篇》中包括李斯所作《仓颉》、赵高所作《爰历》、胡毋敬所作《博学》,现存541字,是《仓颉篇》亡佚千年之后最大的一次发现,也是现存《仓颉》的最古本。 云梦秦简数量:1000余枚 价值:详实记录大秦帝国 又称睡虎地秦简。1975年出自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秦墓,共1155枚,残片80枚,为墨书秦篆,写于战国晚期及秦始皇时期,为研究中国书法,秦帝国的政治、法律、经济、文化、医学等方面的发展历史提供了详实的资料。 清华简数量:约2500枚 价值:还原先秦古籍的原貌www.402.com 7清华简《芮良夫毖》局部www.402.com 8清华简《筮法》卦位图 资料图片 清华大学2008年7月收藏的一批战国竹简,其来源出处不可考,但经检测其为战国中晚期文物,文字风格主要是楚国,共约有2500枚。清华简未受“焚书坑儒”影响,所以能够最大限度地展现先秦古籍的原貌。2010年12月至2017年4月,《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陆续出版至第七辑。其中,2016年4月所出第六辑,整理了5篇文献,记录了春秋时期郑国、齐国、秦国和楚国的历史。 北大简数量:3300多枚 价值:汉代贵族阅读典籍的原始面貌 北大简是北京大学于2009年初接受捐赠从海外抢救回归的西汉竹书,共有3300多枚,抄写年代大约在西汉中期。竹书包括近20种文献。这些古书或是亡佚已久,或是独具特色,它们保存了汉代贵族阅读典籍的原始面貌,对认识和研究中国历史与传统文化有着难以估量的重要价值。(感谢贾连敏、杨博两位老师为采访提供帮助,策划:文体新闻部执行记者游晓鹏)(原文刊于:《大河报》2017年6月10日第AⅠ13版)责编:李来玉

“古文字”是一个约定俗成的说法,主要指秦始皇统一文字以前的古代汉字,时间范围大体就是先秦时期。这一时期的汉字,因无字书记载,每个字相当于今天的什么字,是需要古文字学家作出考释的。而秦统一以后,汉字进入了易识的隶书阶段,加之东汉许慎写了一部收有一万多字的着名字书《说文解字》,所以秦以后,绝大多数汉字无需特别考释便可认得了。因此,虽然秦汉时代也还在“古”的范围内,但其文字原则上已不在“古文字”范畴内了。不过因为出土的先秦、秦汉文字资料往往互有联系,古文字学所研究的对象有时也很自然地包括了秦汉文字。

学术界所说的“出土文献”,一般包括甲骨文、铜器铭文资料等。那些单件字数较少的资料,如陶文、货币、玺印、封泥等,有时也被包括在内。这当然是比较宽泛的概念。严格一点的话,似特指简帛类文献。《墨子》屡言“书于竹帛”,这里所说的竹帛,就相当于今天的纸张。已出土的简帛类文献大致有传抄经典、个人着述、公牍文书、卜祷记录、葬品清单等等。

如就狭义的古文字研究来说,它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把所有出土先秦文字资料中不认识的字辨认出来,进而把那些资料中读不懂的话变成能读懂的话。只有在此基础上,方能将这些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运用到诸如社会历史、思想文化、典章制度等其他层面的研究中去。

要完成这样一个“前提性”任务,学者都用了哪些方法呢?总结起来,约有四种。

一是据后世字形反推。跟世界上其他古老文字不同,汉字是唯一的“活”文字。从古到今,汉字虽有字体、结构等变化,但一脉相传,从未消亡。而其他古文字,如楔形文字、古埃及文字等,则绝无“后代”,早已成死文字。故释读古汉字的优越条件就是可以从后往前推。《说文解字》已给出的小篆、古文等字形,便是反推的起点。此外,宋人留下的那些专门收集传抄古文的书籍,如《汗简》、《古文四声韵》之类,也是学者辨认古文字的利器。汉字的一个特点是,大多数字是由偏旁组成的,认出一个偏旁,便可举一反三。

二是比对传世文献。中国的传世文献,大体上是秦以后数量渐多。秦以前的,则是春秋战国的稍多,商和西周的偏少。过去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等,虽然不可能跟整部整篇的传世文献相对应,但字词、语句甚至段落相同或相似的机会仍然不少。如几版记载东南西北四方名和四方风名的甲骨,因其内容见于《山海经》和《尚书·尧典》等古书,学者便据此得以释出好几个疑难字。而近二十年来所发现的战国楚简中,更有一批见于传世文献的经典,如《周易》《老子》《缁衣》等等,这为学者快速释读楚文字并连带破解其他疑难古文字创造了空前的条件,有学者甚至称如发现“字典”一般。

三是找出古文字自身的构成和演变规律。学者在接触研究了一定数量的古文字之后,自然会发现古文字自身存在的一些规律性的东西。这种情形是任何学科都会遇到的。于是考察总结其规律,并据以破解疑难古文字,便成为一种最能体现学者功力的高级方法。过去郭沫若先生因发现甲骨文中“十之倍数”自“五十”起“均十在上,而倍之数在下”这一规律,成功释出甲骨文中的“五十”“七十”合文,并预测出“九十”合文也必是“十上而九下”,便是一个很经典的例子(古人写字常常将两个字合并成一个字,学者称之为合文)。

以上三种方法是就辨认文字而言的。要真正读懂文句,还须有第四种方法,即破假借。古人用读音与本字相同或相近的假借字来记录语言,是很普遍的现象。又因时代和地域的不同,各时代各地区所呈现出来的假借习惯似乎也有些不同。假借一事,跟现在的网络语言很有点相似。曾见一篇搞笑文章,题为《史上最牛拼音打字高手间的对话》,里面全是“伤亡”“瘦鸡好马”之类的话,假如你不能读破,即使识得那些字,也还是不能真懂它的原意。这种情况,传世古书里已见存在,所以清代大学者王念孙曾说:“字之声同声近者,经传往往假借。学者以声求义,破其假借之字而读以本字,则涣然冰释;如其假借之字强为之解,则诘为病矣。”破假借,当然需要运用上古音知识,因为古今语音已有很大变化,自不能据今音想当然耳。

以上所说的四种方法,实际操作起来,往往是综合在一起的。通常一个疑难字的破解,会用到好几种方法。个别特殊场合的疑难字句考释,甚至还会用到实物调查或实验的方法。

明白了古文字研究的方法,便不难推想,古文字释读能否多快好省,客观上讲,跟出土资料的多寡和内容的贫富有很大的关系。而像上面已提到的,如果出土的是那些尚有传世文献可供比对的资料,那对于古文字的释读而言,就尤为重要了。举一个例子。甲骨文和金文中有一种表意写法的“视”字,因其形体跟“见”字差别甚微,长期被学者误释成“见”或其他字。直到1993年郭店竹简出土,学者看到简本《老子》“视之不足见”一句中“视”“见”二字的写法,方悟出过去将甲骨文、金文中的这类“视”字释成“见”,非但从未真正读懂过相关资料,事实上还湮没了金文中一批很好的朝聘礼资料以及楚国“视金□铢”铜钱牌上所记载的重要货币兑换信息。这类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近二十年出土的以古书为主要内容的郭店竹简、上博竹简、清华竹简,会具有不同于其他古文字资料的特殊重要价值。(作者系吉林大学副校长、中国古文字研究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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