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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东西方物质文化交流的媒介

时间:2019-08-18 14:19来源:中国历史
2014年5月7日,世界历史所古代与中世纪史研究室邀请郭方研究员、宋岘研究员分别作题为“西方当代史学趋势”、“《回回药方》、《本草纲目》与阿拉伯医学”的专题讲座。 ——“

2014年5月7日,世界历史所古代与中世纪史研究室邀请郭方研究员、宋岘研究员分别作题为“西方当代史学趋势”、“《回回药方》、《本草纲目》与阿拉伯医学”的专题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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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与古代社会”创新工程项目学术研讨会

世界历史;研究室;报告会;研究员;学术

报告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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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欣如教授

报告会现场

郭方研究员

2012年7月3日,世界历史研究所古代中世纪史研究室“制度与古代社会”创新工程项目组主办学术研讨会,邀请美国新泽西学院教授、世界历史研究所特邀研究员刘欣如和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宋岘就古代东西方物质文化交流问题做主题发言,所内研究人员10余人参会并展开讨论。 刘欣如教授首先发言,她的报告题目是《从丝绸贸易分析汉帝国如何认识罗马帝国》。她首先指出,从公元前332年以后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开始,古代中东和中亚地区就开始接受希腊文化,希腊语言文字、希腊货币等长期在中亚地区使用。后来,塞琉古王国、罗马帝国等先后统治中亚地区,再之后,丝绸之路开通,东西方联系进一步密切。这些都为古代中国认识西方提供了基础,但是同时也给古代中国人认识西方造成一些混乱。比如希腊、罗马人在中亚地区统治期间先后建造多座同名城市,比如亚历山大里亚、塞琉希亚、安条克等。仅在中亚称亚历山大里亚的城市就包括今坎大哈、赫拉特等,最为著名的亚历山大里亚是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它后来是东西方贸易的重要中转站,是罗马帝国的贸易中心。因此,中国历代文献中所记录的“黎轩”、“黎犍”、“大秦”等所表达的地域含义也不断发生变化。 汉以前文献中记载带来大鸟的黎轩人和来自黎轩的幻人或眩人具有典型的波斯人特征,因此,这里的黎轩应指中亚地区。中国汉以后文献中开始出现大秦,又称一名黎犍,显然与之前所记黎轩有所不同。比如,根据印度文献《那先比丘经》记载,米南德王可能来自中亚的某个亚历山大里亚,但是在中国人所译《那先比丘经》中显然将此亚历山大里亚误认为是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因此在译文中将200个联盟的距离改译为2000个联盟,相距八万里。这与罗马帝国时期埃及的亚历山大港成为东方贸易的中心,罗马帝国的税收中心,因此亚历山大港成为罗马帝国的标志有关。这反映在阿富汗贝格兰出土的贵霜帝国时期的大水晶瓶上,学者们认为该水晶瓶应为灯塔形状,上有海神波塞冬像,应该是著名的亚历山大港灯塔模型。而且当时罗马货币上刻有亚历山大港灯塔标志也可以作为佐证。 关于东西方的丝绸贸易,刘欣如教授认为尽管罗马文献和绘画中有大量关于中国丝绸的记载,但是目前尚没有在罗马帝国境内发现中国罗、纱的实物证据。目前的考古证据显示,中国绫罗最远在蒙古的匈奴墓中发现,中亚地区发现的中国丝绸以织锦为主。另外中亚发现的部分毛纺品具有罗马特征,可能是用于交换中国丝绸的商品之一。在中国文献中,也有罗马纺织品的记载。叙利亚帕尔米拉发现的纺织品采用中国的丝和当地的毛制成混纺织品,具有一定的透明性,可能用于出口罗马。这些都说明,中东中亚地区是中国与罗马丝绸贸易的中间站,同时可能也是再生产中心,既弥补长途进口原材料的不足,也保证进出口商品更加符合顾客的欣赏品味。 最后,刘欣如教授指出汉代中国认识罗马帝国通过中亚地区,在丝绸之路开通后中国人对于罗马帝国的认识有所变化,有其准确性,应予以重视,并进行深入探讨。同时,希腊语在中亚地区长期流行,也深刻影响着中国对西方人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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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5月7日,世界历史所古代与中世纪史研究室邀请郭方研究员、宋岘研究员分别作题为“西方当代史学趋势”、“《回回药方》、《本草纲目》与阿拉伯医学”的专题讲座。 郭方研究员在报告中主要介绍了总体史学中较有影响力的两个理论:美国学者威廉•麦克尼尔的“生存圈”理论和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 麦克尼尔所说的“生存圈”主要是指社会的生存圈,任何个人、民族、国家都需要生存圈,而且它随着人类活动的扩大不断发展。“生存圈”又是分等级的,从简单和微型的生存圈到世界帝国。在发展过程中,“生存圈”的出路有三个:发展生产,加强交换,扩大“生存圈”;停滞,等待先进文明的到来;灭亡。随着文明的交流、技术的交换、社会组织的变革,“生存圈”在文明中心得到不断发展和壮大。 沃勒斯坦进一步发展了上述“生存圈”理论,提出了以“中心”、“半边缘”、“边缘”等概念为特色的“世界体系”理论。该理论认为生存法则决定了中心与边缘的依靠关系。中心必须要为边缘提供物品、技术、文化和安全,并保持自身的相对先进性,但这个体系会随着中心的过度盘剥而崩溃。只有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和谐”才能跳出这个治乱的圈子。世界体系理论认为,与外来文明的接触是社会发展的动力。通过商贸、传教、迁徙和战争等活动,文明之间发生冲突,文明由此取得进步。但是文明间的这种接触既可能是推动力,也可能造成重大破坏。与麦克尼尔一样,沃勒斯坦也强调自然灾害、疾病、生态灾难等因素的后果,导致文明或国家出现内忧外患,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爆发,文明或国家最终瓦解。沃勒斯坦指出,世界体系是一种“无形的手”,超出一个国家的控制范围。它的发展不仅是范围的扩大,也是深度的增加和速度的加快。由于不断应对危机,积累资本,追求所谓的“和谐”,因此,马克思所预言的资本主义灭亡迟迟没有发生。而且,资本主义历史上的各国革命实际上都是在竞争中失败,重新进行定位、试图摆脱被控制地位的过程。 麦克尼尔和沃勒斯坦的理论解释了诸如社会、阶级和自然等问题,从上述理论出发,我们也可以更好地分析农民、生态、人口的科学再生产、人的精神等问题。根据上述理论,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对一个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要充分认识;各个社会间的关系必须整体来看;必须从整体上把握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生态、科学文化的关系;并非所有事物都是本地的,本地的也未必是最好的;对文化和文明的内涵要有全面认识,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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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方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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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岘研究员

2014年5月7日,世界历史所古代与中世纪史研究室邀请郭方研究员、宋岘研究员分别作题为“西方当代史学趋势”、“《回回药方》、《本草纲目》与阿拉伯医学”的专题讲座。

宋岘研究员

宋岘研究员的报告题目是《阿维森那医学与东西方文化》。宋岘研究员首先介绍了阿维森那的个人背景及其医学思想及医学理论的构成。之后他着重指出伊斯兰阿拉伯文化是希腊罗马文化与中国文化之间联系的媒介,其医学哲学思想反映在中国文献《回回药方》、《本草纲目》和《普济方》中。首先,阿维森那的《医典》受到希腊哲学家、医学家希波克拉底和盖伦的深刻影响,同时广泛吸收伊斯兰阿拉伯哲学和医学精髓,因此书中包含着古代希腊、罗马和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内容。中国古代文献中极少提到希腊、罗马文化的影响,英国著名科学技术史学家李约瑟甚至曾经断言希腊、罗马科学技术没有对中国产生影响。在深入细致的研究后,宋岘研究员发现,在《回回药方》中有110个药方源自阿维森那的《医典》,《医典》中也多次记录希波克拉底等希腊医学家的名字及观点,最后在《回回药方》、《本草纲目》和《普济方》中有众多药物名词来自《医典》。这些都说明希腊医学至少经伊斯兰阿拉伯医学之手影响到中国传统医学。

郭方研究员在报告中主要介绍了总体史学中较有影响力的两个理论:美国学者威廉•麦克尼尔的“生存圈”理论和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

宋岘研究员在讲座中,结合自身治学经历,运用生动而风趣的语言,深入浅出地介绍了自己对《回回药方》中涉及的部分疑难药名来历与阿拉伯、波斯医药学知识的研究成果,并利用《回回药方》、《普济方》等医书所提供的宝贵信息对《本草纲目》、《南村辍耕录》、《常德西使记》等古代汉文典籍中涉及回族医药学的疑难内容进行了独到的解读。 宋岘研究员的主要治学方法是运用阿拉伯语、波斯语等进行比较语言学对比研究,运用历史文献学、历史地理学、医药学、化学等相关专业知识,对《回回药方》中汉化后的人名、药名的来历进行反向还原与合理推测,试图挖掘出这些汉化名称背后所包含的阿拉伯、波斯医药学信息。宋岘研究员认为,现存《回回药方》中提及的医学家“卜忽剌忒”实为古希腊著名的医学家希波克拉底;该书中所说的“红石扁豆”则为来自中亚的鸡血石;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中提及的病症“小蟹”是阿拉伯医生对癌症的称呼;朱彧《萍洲可谈》中谈到的可用来解毒的“摩挲石”为阿拉伯人所说的“穆萨石”,实质上是一种煤精石;李时珍在《本草纲目》第11卷中坦承“皆不知何物也”的四种回族药名“朵梯牙”、“可铁剌”、“安咱芦”和“阿飞勇”分别为天然硫酸锌洗眼剂、西黄耆胶、一种阿拉伯植物的树脂和鸦片;而《常德西使记》中记载的中亚盆栽植物“奴哥撒儿”则是当代人所说的仙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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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尼尔所说的“生存圈”主要是指社会的生存圈,任何个人、民族、国家都需要生存圈,而且它随着人类活动的扩大不断发展。“生存圈”又是分等级的,从简单和微型的生存圈到世界帝国。在发展过程中,“生存圈”的出路有三个:发展生产,加强交换,扩大“生存圈”;停滞,等待先进文明的到来;灭亡。随着文明的交流、技术的交换、社会组织的变革,“生存圈”在文明中心得到不断发展和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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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建新研究员

沃勒斯坦进一步发展了上述“生存圈”理论,提出了以“中心”、“半边缘”、“边缘”等概念为特色的“世界体系”理论。该理论认为生存法则决定了中心与边缘的依靠关系。中心必须要为边缘提供物品、技术、文化和安全,并保持自身的相对先进性,但这个体系会随着中心的过度盘剥而崩溃。只有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和谐”才能跳出这个治乱的圈子。世界体系理论认为,与外来文明的接触是社会发展的动力。通过商贸、传教、迁徙和战争等活动,文明之间发生冲突,文明由此取得进步。但是文明间的这种接触既可能是推动力,也可能造成重大破坏。与麦克尼尔一样,沃勒斯坦也强调自然灾害、疾病、生态灾难等因素的后果,导致文明或国家出现内忧外患,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爆发,文明或国家最终瓦解。沃勒斯坦指出,世界体系是一种“无形的手”,超出一个国家的控制范围。它的发展不仅是范围的扩大,也是深度的增加和速度的加快。由于不断应对危机,积累资本,追求所谓的“和谐”,因此,马克思所预言的资本主义灭亡迟迟没有发生。而且,资本主义历史上的各国革命实际上都是在竞争中失败,重新进行定位、试图摆脱被控制地位的过程。

本次讲座的另一个特点是试图将具体的考据问题与中古世界东西方人口、物质流动与文化交流的大背景结合起来。宋岘研究员从基督教《新约》中施洗者约翰的名字发音在地中海东部的变迁过程中得到启发,认为阿拉伯使者于宋太宗赵光义在位期间进献的“无名异”实为用来黏合药膏的沥青,这种沥青因在中东地区被用于制作干尸而得名。这种称谓的演变可以折射出古代地中海地区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复杂过程,也反映了在地中海东岸地区属于弱势群体的基督徒医生在西方医术东传过程中做出的不为人知的杰出贡献。此外,被不少国人误认为本土野生作物的优质芦荟其实最初被印度人药用,而以也门南部索克特拉岛出产的芦荟最为著名。该作物后被阿拉伯人传入中国,以索克特拉命名。芦荟的入药和物种传播同样是古代物质流动与文化交流的一个生动范例。在介绍这些事例的基础上,宋岘研究员进一步提出,包括回族、维吾尔族医药学在内的少数民族医学是博大精深的中华国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当前的国学复兴理应包括对西北少数民族医学的抢救与保护。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跨国境的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必将发挥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 讲座结束后,与会同志们就历史研究中语言学方法的可靠性、世界体系理论对文化交流史的指导作用、古代世界人与物的流动规模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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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尼尔和沃勒斯坦的理论解释了诸如社会、阶级和自然等问题,从上述理论出发,我们也可以更好地分析农民、生态、人口的科学再生产、人的精神等问题。根据上述理论,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对一个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要充分认识;各个社会间的关系必须整体来看;必须从整体上把握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生态、科学文化的关系;并非所有事物都是本地的,本地的也未必是最好的;对文化和文明的内涵要有全面认识,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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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历所古代中世纪研究室 吕厚量、王超华供稿)

最后,与会学者就相关问题展开深入讨论,一致认为古代中东和中亚地区在东西方物质文化交流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这两个地区既是东西方物质文化交流的中间站,也是东西方思想文化交融与传播的主阵地,只是其中不时掺杂着错误信息。总之,研究东西方文化的相互影响问题时绝对不能忽视中东、中亚文明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宋岘研究员

宋岘研究员在讲座中,结合自身治学经历,运用生动而风趣的语言,深入浅出地介绍了自己对《回回药方》中涉及的部分疑难药名来历与阿拉伯、波斯医药学知识的研究成果,并利用《回回药方》、《普济方》等医书所提供的宝贵信息对《本草纲目》、《南村辍耕录》、《常德西使记》等古代汉文典籍中涉及回族医药学的疑难内容进行了独到的解读。

宋岘研究员的主要治学方法是运用阿拉伯语、波斯语等进行比较语言学对比研究,运用历史文献学、历史地理学、医药学、化学等相关专业知识,对《回回药方》中汉化后的人名、药名的来历进行反向还原与合理推测,试图挖掘出这些汉化名称背后所包含的阿拉伯、波斯医药学信息。宋岘研究员认为,现存《回回药方》中提及的医学家“卜忽剌忒”实为古希腊著名的医学家希波克拉底;该书中所说的“红石扁豆”则为来自中亚的鸡血石;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中提及的病症“小蟹”是阿拉伯医生对癌症的称呼;朱彧《萍洲可谈》中谈到的可用来解毒的“摩挲石”为阿拉伯人所说的“穆萨石”,实质上是一种煤精石;李时珍在《本草纲目》第11卷中坦承“皆不知何物也”的四种回族药名“朵梯牙”、“可铁剌”、“安咱芦”和“阿飞勇”分别为天然硫酸锌洗眼剂、西黄耆胶、一种阿拉伯植物的树脂和鸦片;而《常德西使记》中记载的中亚盆栽植物“奴哥撒儿”则是当代人所说的仙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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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讲座的另一个特点是试图将具体的考据问题与中古世界东西方人口、物质流动与文化交流的大背景结合起来。宋岘研究员从基督教《新约》中施洗者约翰的名字发音在地中海东部的变迁过程中得到启发,认为阿拉伯使者于宋太宗赵光义在位期间进献的“无名异”实为用来黏合药膏的沥青,这种沥青因在中东地区被用于制作干尸而得名。这种称谓的演变可以折射出古代地中海地区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复杂过程,也反映了在地中海东岸地区属于弱势群体的基督徒医生在西方医术东传过程中做出的不为人知的杰出贡献。此外,被不少国人误认为本土野生作物的优质芦荟其实最初被印度人药用,而以也门南部索克特拉岛出产的芦荟最为著名。该作物后被阿拉伯人传入中国,以索克特拉命名。芦荟的入药和物种传播同样是古代物质流动与文化交流的一个生动范例。在介绍这些事例的基础上,宋岘研究员进一步提出,包括回族、维吾尔族医药学在内的少数民族医学是博大精深的中华国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当前的国学复兴理应包括对西北少数民族医学的抢救与保护。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跨国境的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必将发挥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

讲座结束后,与会同志们就历史研究中语言学方法的可靠性、世界体系理论对文化交流史的指导作用、古代世界人与物的流动规模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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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历所古代中世纪研究室 吕厚量、王超华供稿)

编辑:中国历史 本文来源:古代东西方物质文化交流的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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