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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地图”为方法考察“文学中国”

时间:2019-08-16 21:14来源:中国历史
摘要:“地图”作为一种解读中国文化的方法论,融合了时间和空间维度。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之间的“太极推移”产生了跨地域的文化对撞和文明重建,促成了南北融合。家族命题是中

摘要:“地图”作为一种解读中国文化的方法论,融合了时间和空间维度。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之间的“太极推移”产生了跨地域的文化对撞和文明重建,促成了南北融合。家族命题是中国文化的实质性命题,讲中国古代文学不讲家族问题,往往是讲不清楚的。国族问题是家族问题的拓展和深化,关系到先秦诸子进行思想原创的文化基因,只有深入国族考究,才能提供先秦诸子发生学的真确依据。描绘中国的文学地图必须在时间维度上增加空间维度,恢复地图的完整性和多样性。用地图的方式重绘文学中国,其意义绝非单纯的补漏,而是对传统文学形态的现代重塑。

  编者按:先秦诸子中,对中国人的审美悟性和文学趣味启发之大,莫过于庄子。他以汪洋恣肆、诡异多态的旷世文章,为中国文化提供了超越性的审美空间、想象方式,以及自然的和方外的人生意象,形成了一个灵气荡漾的庄周世界。在国学热的影响下,我们看到了各种版本、各种角度的庄子解读,但庄子到底是何人,他又是如何产生这些思想的?杨义先生以此为切入点,并用先秦诸子发生学回答了这些问题。  演讲人简介:中国社会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曾出任该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十余年,兼任《文学评论》主编、《文学年鉴》主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中国鲁迅研究会会长。著有《中国现代小说史》三卷、《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中国叙事学》、《重绘中国文学地图》、《中国古典文学图志》以及十册《杨义文存》等著作30余种。曾获国家图书奖、中国图书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等奖项。

.学术力作.

地图;文化;文明;中国;诸子;古代文学;家族;方法论;中心凝聚力;续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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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地图”作为一种解读中国文化的方法论,融合了时间和空间维度。以“地图”的方法解读文化中国,首先要面对民族承续性和生命力的问题。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之间的“太极推移”产生了跨地域的文化对撞和文明重建,促成了南北融合。中华民族形成了“中心凝聚力—边缘活力”的复合型动力机制,中心凝聚力和边缘活力是互动的结构。家族命题是中国文化的实质性命题,讲中国古代文学不讲家族问题,往往是讲不清楚的。国族问题是家族问题的拓展和深化,关系到先秦诸子进行思想原创的文化基因,只有深入国族考究,才能提供先秦诸子发生学的真确依据。描绘中国的文学地图必须在时间维度上增加空间维度,恢复地图的完整性和多样性。用地图的方式重绘文学中国,其意义绝非单纯的补漏,而是对传统文学形态的现代重塑。

  阅读提示

  刘绪义的新著《天人视界:先秦诸子发生学研究》(人民出版社)我已读了好几遍了,作者坚持以严格的历史性对中国早期思想文化源流作发生学透视的创新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刘绪义没有受到中国古代哲学史、思想史教科书的框囿,在人们习焉而不察地按照儒、墨、道、法等各家来梳理先秦思想时,产生了需要从发生学的角度来重新清理中国哲学和文化观念的起源及其实质的强烈的问题意识,并证成其基本结论:先秦诸子是一个和而不同的统一整体,当时有儒而没有儒家,有道论而没有道家,有名学而没有名家,儒、墨、道、法、名、阴阳等六家或十家的学派划分是汉人为研究先秦诸子思想方便起见而进行的学术分类,并不能真切地反映诸子出现时的生存境遇和争鸣中的相互关系。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研究如果从源头上就存在着观念上的误区,那么必然要影响到对其后世发展轨迹的清理特别是整体上的规律性认识,这就不能不说是一个涉及哲学史观和方法论的大问题了。

关键词:文学地图; 中华文明; 边缘活力; 文学中国;

  杨义先生的先秦诸子发生学

  作者认为,按照基本的历史事实和学术文化自然演进的规律,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实际上是百子争鸣,在当时并没有形成明确的和自觉的学派观念。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诸子皆儒,不过这个儒并不是后来所说的儒家,而是一种以相礼为职业的术士即传授礼乐文化的知识分子。诸子皆忧世之乱而思有以救之,故其学皆应时而发,他们从各自的生存处境出发对天下的思考,虽仅得一察焉,但合起来就构成了中国文化的早期传统,形成一前后承接而又相互联系的思想家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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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义先生认为,研究先秦诸子着力点应该是它的发生学,即要探明诸子到底是谁、是在什么样的情景下来展开思想的,为什么把自己的书写成现在这个样子,进而从起源上通解中国文化史的轴心时代。杨先生认为先秦诸子的本质有两点值得重视:  第一,诸子是在充满动荡的大转型的时代,在应对国家、家族、个人的生存危机时,对中华民族和所属列国的出路与命运,进行理性思考和道义关怀,由此再印证天道、世道和人道;  第二,诸子是以自己的切身体验,把人类最原始的生存智慧、最原始的民俗信仰,转化为思想。这些思想具有原型性、仪式化等特征。  ──杨义指出,诸子发生学的研究必须掌握三个关键点:  第一,深入对先秦诸子生命的验证;  第二,深化对诸子的文本和多种材料,多种方法互证的文化DNA的解读;  第三,深化对现代大国清理自己的文化根基的原创意识。以庄子为例,历来都认为庄子为宋地蒙人,但庄子思想上承老子,乃为楚学。更值得注意的是,庄子祖脉在楚,其家族为楚庄王后代,大致于楚悼王或肃王时,已成疏远贵族,离楚流亡。故庄子笔下,写楚人楚事,蕴含着乡国之思;庄子家族流亡至宋,未能融入,故庄子多见宋人朴拙之相。庄子在孤独中两度放飞思想,收获了逍遥论和齐物论,释放出混沌思维、方外思维和梦幻思维。庄子式的广寓言,充盈着草根人物和自然万物,实为林野气息的庄周世界。

  在对先秦诸子作了这样一番正名工作之后,作者认为不能按照后来形成的学派观念,采取由后向前倒推回溯的方法来整理先秦诸子的思想,因为一种思想学说或者一种文化的产生与形成固然有着它根底上的原因,但是它的产生与形成不是一朝一夕而是一个逐渐发生与发展到最后生成的长期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某一个环节都有可能改变一种思想学说的面貌甚至精神,那么如果仅仅依据此后形成的思想学说的面貌去作回溯性的分析,很有可能走岔了路,偏离了原来的方向。

  宋人楚学之谜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我国哲学界曾经有过一场关于《周易》研究方法论的讨论,从这场讨论中得出来的最重要的方法论结论就是:必须坚持哲学史中的严格的历史性,特别是要精心保护古代哲学的生动性、新颖性、素朴性和历史的完整性;对于过去的哲学,我们只应归给它那些直接给予我们的材料,而不能把我们(后人)所能了解的而古人事实上还没有的一种思想的发展硬挂到他们名下。重温这一最基本的方法论原则,对于我们今天研究先秦诸子思想亦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对庄子的研究是从朱熹开始的。朱熹说:庄子自是楚人……大抵楚地便多有此样差异底人物学问。(《朱子语类》卷一百廿五)。他认为,庄子是楚人,只有楚人才有这种怪异神奇的思想。但庄子却是宋人,他生长在蒙地。那么,一个宋国人为何有楚国的思想?近代刘师培先生写曾过一篇文章叫《南北文学不同论》,把老子、庄子,归为南方的学术,荀子、韩非归为北方的学术。并注明老子为楚国苦县人,庄子为宋人,列为郑人,皆地近荆楚者也。这就是朱自清称庄子宋国人,他的思想却接近楚国人(《经典常谈诸子第十》)的依据。这一点使我们有很多迷惑:宋国人怎么有那么深的楚国情结?庄子宋人楚学成为文化地理学上难以通解的谜。

  怎样按照严格的历史性原则,不是从后来形成的学派观念出发,而是从直接给予我们的材料出发来研究先秦诸子思想呢?作者试图运用发生学的原理和方法,从思想发展的源头入手,依其自然萌芽、分化和形成的历史作用力,顺流而下,疏通每一个重要的逻辑环节,在相互联系中建立起先秦诸子的纵横坐标体系。具体说来,作者详细考察了先秦诸子与前诸子时代的巫史、礼乐传统的联系,以及他们对天人、性命、道德、礼法等宇宙人生根本问题的基本看法,力图从结构生成的角度对先秦诸子思想作一整体观照,从而确立本书的基本结论,并将诸子之学得以发生成立的深层原因归结为人的文化自觉。应该说,这在方法论上是一个大胆的创新,同时也是一项颇有难度的学术探索工作。我们知道,人类知识结构的生成研究不同于对知识结果的静态研究,也不同于在历史时间中绝对化的起源研究,它要求在主客体的相互作用中把握认识的发生发展过程及其内在本质和规律,因而更加具有客观性并能体现出历史性。春秋战国时期长达五百多年,百家争鸣不可能如太史公论六家要旨在一个平面上进行,弄清楚先秦诸子多维度、多层面争鸣互动的历史生成过程显然比任何点、线、面的静态研究都要复杂和困难得多。然而,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随着思想史研究的深入,人们越来越趋向于接受辩证历史观和系统整体观,现代倍受重视的新出土文献如郭店楚简、上博楚简、马王堆帛书等似乎也越来越支持作者的观点。

  我们去查《史记》,发现太史公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庄子不显庄子不太显要,为什么?庄子在学脉上继承老聃,老学对后世影响很大,西汉前期文化思潮倾于黄老治世之学,这是一条外向的路线,在争辩如何治世中转入儒学;其后魏晋思潮则倾于老庄,在经学变玄中,走了一条内向的治心之学的路线。虽同属老学,但路径不同。拿西汉前期来说,庄学不显,司马谈《六家要旨》推崇道家无为无不为,精神专一,应物变化,以治天下,可以感受到他尊黄老而非尊老庄的消息。因此司马迁述先秦诸子,对庄子只作附传,附于《老子韩非列传》,语焉不详地说: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尝为蒙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蒙是战国宋地,这是汉代学者的共识,汉人离战国不远,当不致于被后世的地理沿革弄走了眼神。梁惠王、齐宣王在位年代的上下限为公元前369年至前301年,这大概就是庄子活动的中心区域和年代。而漆园吏就是种漆和制漆作坊里面的小官吏。

  发生学研究必然是跨学科的研究。作者在以天人、性命、道德、礼法等问题为主线对先秦诸子思想进行动态的历史-发生学分析时,并不是把它仅仅看作一个哲学史问题,而是综合运用了史学、文学、语言学、宗教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多学科知识,力图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为核心比较全面地反映这个时期的思想面貌。作者对中西有关前沿学术理论如文化人类学、思想考古学等均有所涵摄,故使这一古典研究亦能透显出某种现代气息。本书选做这一课题旨在厘清中国学术文化之源和流,为正确把握民族精神、找准中国文化发展的现实道路提供历史的根据。作者关注前人和今人的有关研究成果,不回避存在分歧的一些理论和方法问题,坦率地发表自己的见解,在研究和讨论中表现出了实事求是的良好学风。

  由于《史记》没有记载清楚,我们一直以来也没有很用心,所以在庄子的祖宗脉络的问题上,两千年来都存在着三个谜。第一个是《史记》中也提到的,楚威王派使者去请庄周回楚国当大官,但庄子不愿意。他说你看见庙堂上牛吗,给它吃的好饲料,给它披着五颜六色的彩衣,但是要把它抓来宰了做祭祀的贡品的时候,它连当个野猪的资格都得不到。而再看我这个河沟里面那个乌龟呢,拖着尾巴在泥泞里面打滚,但是自由自在,你说我是当牛好,还是当乌龟好?派来的使者很明晰地说,你还是当乌龟吧,就回去了。对于一位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的草野人物,当时处在强国地位的楚国要他去做卿相,这是不可设想的。但这类故事在《庄子》书内外反复出现,尤其是经过太史公的选择而录入本传,是不能简单地看做空穴来风的。与庄子同时而好与士游的梁惠王、齐宣王并没有聘用庄子,唯独并无好客记载的楚威王派出专使去迎聘庄子,这表明庄子与楚的因缘深于齐、梁,也深于只给当个漆园吏的宋。不是说喜欢记述人物家世的《史记》没有直言庄子的祖脉吗?这则故事隐含着对庄子祖脉的不言之言。

  第二个谜,庄子书非常有智慧,影响深远,于学无所不窥,但他的知识是哪来的?庄子是宋国的一个穷人,当时学在官府没有贵族的身份就没有受教育的条件。

  第三个谜,庄子只是一个小小的漆园吏,有什么身份和资格去跟那些诸侯将相打交道呢?

  这些问题没有弄清楚,即便看《庄子》,也不知道是谁在说了。我们用先秦时代的家族制度和姓氏制度来考证,庄子家族渊源的信息就可能浮出水面,这样我们便能触摸到他的体温。

  宋朝有一本书叫《通志》,它的氏族略里面有讲各种各样的姓是怎么来的。其中,讲以谥号为姓,庄氏出于楚庄王,僖氏出于鲁僖公,康氏是卫康叔的后代。还有一条,在庄氏这条下面有个注,芈姓,楚庄王之后,以谥为氏。楚有大儒曰庄周,六国时尝为蒙漆园吏,著书号《庄子》。齐有庄贾,周有庄辛。这可以看出,庄子是楚庄王的支系的一个疏远的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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