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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星照耀世界:长征的国际传播

时间:2019-08-03 22:01来源:中国历史
如日本学者冈本隆三分别于1965年和1969年出版《长征——中国革命锻炼的记录》和《中国革命长征史》,英国专家迪克·威尔逊1971年出版《一九三五年长征:中国共产主义生存斗争的史

如日本学者冈本隆三分别于1965年和1969年出版《长征——中国革命锻炼的记录》和《中国革命长征史》,英国专家迪克·威尔逊1971年出版《一九三五年长征:中国共产主义生存斗争的史诗》,美国作家埃德蒙兹1973年撰写《毛泽东的长征:人类大无畏精神的史诗》。20世纪90年代以后,又陆续出版有美国杨炳章的《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英国杭尔德的《向自由的长征》,法国迪皮伊的《毛泽东领导的长征》,日本宾户宽的《中国红军——困难与险峻的二万五千里》等著作。全面阐述长征胜利对中国革命的深远影响冈本隆三认为:“中国革命经过了长征的严峻考验,造就出中国革命的栋梁之才。

  1935年5月,苏联《布尔什维克》杂志刊登了弗雷德的《在中国红军的前线》一文,首次报道了红军自苏区出征至1935年3月的情形。7月,苏联《真理报》先后发表了《中国红军的英勇进军》《司令员朱德》《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等文章,报道红军在毛泽东、朱德等指挥下,突破敌军的围追堵截、胜利进军的消息,盛赞长征是“真正革命英雄主义、自我牺牲精神、大无畏气概的卓越范例”,引起了西方国家的注意。到达陕北后,红军迎来了第一个到苏区采访的外国记者斯诺,斯诺从延安回到北平后,先后向上海的《密勒氏评论报》《大美晚报》等英美报刊投稿,并在美国的《亚洲》《新共和》《太平洋事务》《纽约太阳报》等刊物发表了有关红军长征的动人故事及苏区真相的一系列报道,向世界真实、客观地报道了红军长征的相关情况,真正开启了长征国际传播的大幕。之后,大量外国记者纷纷到延安采写红军长征有关事迹,使长征逐渐为世界人民所熟知。

斯诺将长征精神概括为“冒险、探索、发现、勇气和胆量、胜利和狂喜、艰难困苦、英勇牺牲、忠心耿耿”。他充满激情地写道:“这些千千万万青年人的经久不衰的热情,始终如一的希望,令人惊诧的革命乐观情绪,像一把烈焰,贯穿着这一切,他们不论在人力面前,或者在大自然面前,上帝面前,死亡面前,都绝不承认失败——所有这一切以及还有更多的东西,都体现在现代史上无与伦比的一次远征的历史中了。”塞缪尔·格里菲斯也说:“中国共产党人,以他们反复经受的考验证明,他们能够忍耐难以言状的艰难困苦;能够战胜途中大自然好像决意要阻挠他们前进而向他们提出的一切挑战;能够击败下定决心要消灭他们的敌人而到达自己的目的。”这其实就是指红军不怕牺牲、一往无前的大无畏精神。索尔兹伯里同样说,长征是“人类有文字记载以来最令人振奋的大无畏事迹”,“这是一次充满了集体英雄主义、献身精神和希望的举世无双的行动”,“它将成为人类坚定无畏的丰碑,永远流传于世”。法国学者西蒙娜·戴博瓦尔更指出:“长征已经在各大洲成为一种象征:人类只要有决心和毅力,就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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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肯定长征是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壮举

  在80年前的中国大地上,发生了一件震撼世界的重大历史事件,这就是举世闻名的红军长征。这不仅是中国革命史上最壮美的一页,也是20世纪整个世界的一个伟大传奇,在地球上留下了一条永远闪耀的“红飘带”。“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不仅具有民族意义,更具有世界意义,其史诗般的壮丽征程随着国际传播的不断扩大在世界上闪亮起来。

80年来,不少外国学者怀着浓厚兴趣研究长征,出版了一系列专著。如日本学者冈本隆三分别于1965年和1969年出版《长征——中国革命锻炼的记录》和《中国革命长征史》,英国专家迪克·威尔逊1971年出版《一九三五年长征:中国共产主义生存斗争的史诗》,美国作家埃德蒙兹1973年撰写《毛泽东的长征:人类大无畏精神的史诗》,美国著名作家和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1984年重走长征路后写出《长征——前所末闻的故事》,以及美国学者简·弗瑞兹1988年出版《中国的长征:6000英里的险遇》。20世纪90年代以后,又陆续出版有美国杨炳章的《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英国杭尔德的《向自由的长征》,法国迪皮伊的《毛泽东领导的长征》,日本宾户宽的《中国红军——困难与险峻的二万五千里》等著作。此外,许多中共党史和中国近现代史论著也会浓墨重彩地描写长征。相关作者虽然立场有所不同,对中国革命和中共的态度也各有差异,但都对长征作出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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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征”被译成多种文字在海外广为流传

这是外国学者的共识。德国王安娜在《中国——我的第二故乡》中说:“毫无疑问,长征是人类历史上一个伟大的业绩”,是“无与伦比的奥德赛史诗”。斯诺甚至认为,与红军长征相比,公元前2世纪西方战略之父汉尼拔翻越阿尔卑斯山的进军,不过是一次轻松的假日远行。冈本隆三也表示:“闻名于世的长征,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它的成功是二十世纪的一大奇迹。”美国军事学家塞缪尔·格里菲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书中,还将红军长征与公元前400年色诺芬率领1万希腊人从波斯撤退到黑海作比较,认为这是“一次更加雄伟的壮举”。红军行程6000英里,而希腊人行程仅2000英里;红军征战一年,希腊人只有4个月;红军在数量上十倍于希腊人。因此,红军长征胜利的历史意义比色诺芬撤退“不知要大多少倍”。美国作家威廉·莫尔伍德同样强调,希腊远征波斯的大撤退,较之长征,规模如此之小,所遭受的牺牲和成就的英雄业绩如此平常,“简直不能相提并论”。而索尔兹伯里更直接断言:“任何比拟都是不恰当的。长征是举世无双的。”

  长征在海外的传播真正产生强大效应,是通过不少国际人士的著书介绍而形成的。瑞士人勃沙特(中文名为薄复礼)是亲历长征的五个外国人之一,其参加长征时间长达一年多,归国后于1936年出版了他的著作《神灵之手》,成为第一部向西方介绍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著作。美国记者斯诺根据在延安采访所得到的资料,于1937年10月底在英国出版了《红星照耀中国》(中译本为《西行漫记》)一书,成为最早向全世界报道红军长征的报告文学著作。作者力求“作一番公开的、客观的、无党派之见的报道”,书中详尽介绍了红军长征途中的艰难险阻和共产党人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无私奉献、甘愿牺牲的伟大精神,瓦解了国民党丑化、诬蔑共产党的虚假宣传,在西方引起轰动,先后被译成多种文字而广为流传。此后不久,斯诺的夫人海伦·斯诺也来到陕北,根据半年多的采访写成《红色中国内幕》(中译本为《续西行漫记》)并出版。1937年初,美国女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来到延安,见到了朱德总司令,深为他的个性所吸引,后写成《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一书,评价“红军长征是中国革命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德国人王安娜在中国生活战斗了19年,于1964年出版了回忆录《中国——我的第二故乡》,盛赞长征“注定是红军在人类历史上留下的伟大业绩”。英国学者迪克·威尔逊于1971年出版了世界上首部研究中国红军长征的英文学术著作《1935年长征:中国共产主义斗争生存的史诗》。书中,作者强调红军长征是一首“生存的史诗”,“长征已经在各大洲成为一种象征,人类只要有决心和毅力就能达到自己的目的”。此后,长征就成为国外众多学者、媒体记者研究的热点,先后出版了一系列反映长征的著作,如美国人I.G.埃德蒙兹的《毛泽东的长征:人类大无畏精神的诗史》、美国人本杰明·杨的《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中的中国共产党》、英国人杭尔德的《向自由的长征》、法国人迪皮伊的《毛泽东领导的长征》、日本人宾户宽的《中国红军——困难与险峻的二万五千里》、苏联尤里耶夫的《中国人民历史上的英勇篇章》,以及由美、英、法、意等十几个国家摄影家出版的大型画册《中国——长征》等。这些著作的出版,使国际社会普遍认识到长征是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英雄壮举和中国共产党人领导长征创造的“史诗般的革命业绩”。

红军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空前壮举,是20世纪的伟大传奇。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是首部全面报道红军长征的著作,在国际上产生强烈反响。斯诺预言:“总有一天有人会把这部激动人心的远征史诗全部写下来。”

内容摘要:7月,苏联《真理报》先后发表了《中国红军的英勇进军》《司令员朱德》《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等文章,报道红军在毛泽东、朱德等指挥下,突破敌军的围追堵截、胜利进军的消息,盛赞长征是“真正革命英雄主义、自我牺牲精神、大无畏气概的卓越范例”。到达陕北后,红军迎来了第一个到苏区采访的外国记者斯诺,斯诺从延安回到北平后,先后向上海的《密勒氏评论报》《大美晚报》等英美报刊投稿,并在美国的《亚洲》《新共和》《太平洋事务》《纽约太阳报》等刊物发表了有关红军长征的动人故事及苏区真相的一系列报道。长征精神:人类共同珍视的精神财富随着国外对红军长征报道和研究书籍大量的出版,各种歪曲、丑化共产党的谣言攻势被有效瓦解,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日益客观、真实,国内外不少有识之士由衷发出感慨:“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热情赞颂长征精神

  伟大的历史事件终不会为历史的烟尘所掩盖。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壮举,通过自觉与不自觉的口口相传、新闻报道、著书立说等,不仅被中国人民所熟悉,而且逐步为国际社会所了解。虽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长征的国际传播仅是透着一缕微芒,但其蕴含的强大精神力量、伟大历史意义却足以震撼人心、为人景仰,最终汇成一股红色洪流,在国际上得到广泛传播,震撼整个世界。

编辑:中国历史 本文来源:红星照耀世界:长征的国际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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